湖南煤炭资源税改：煤企税费负担略有下降

纪律监察委员会的任期与同级党委相同，实际上，纪律监察委员会的书记同时担任同级党 委常委。

其三，在现行《宪法》第5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增加一款国家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8]作为一项国家权力,宪法学意义上的税权应该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行政权和税收司法权等内容。

人民的生活、人权与和平基本上都由征收和用税的方法决定，这一点也不夸张。这不仅是税收制度改革的逻辑起点，也关乎着法治建设的社会基础和前行动力。总之，现代国家的税收理念突出了人民在整个税收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关键作用，无论是税之成立、税之目的、税之使用，都以人民为依归，从而彻底扬弃了历史上皇粮国税模式下的命令服从关系，矫正了传统税收理论中强制性和无偿性的偏颇，也超越了公共产品价格的经济学局限，浓缩着人民主权、权利保障、权力制约、法律至上的宪法精神。基本人权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消极权利和自由而是扩展至劳动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领域，生存照顾和福利保障不是对公民的恩赐而是国家应尽的责任。理性分析我国宪法有关税收问题之规定，实现从税定于法向税定于宪的跨越，是完善税收法律体系、推进税收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税收法定主义的主旨在于对税收权力进行规范和制约。而无论是夜警国家还是全能型政府，税收的目的就在于满足国家向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⑸杨正万、王天子：《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研究——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视角》，《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⑿因此，必须尽快破解当前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种种难题，确保进入审判阶段的证据具备证据资格，并形成完整严密的证明体系。尤其是审判权不仅无法对侦查权形成有效的制约，反而沦为侦查机关的橡皮图章，导致应有的审判权威无法形成。从这个角度来看，审判中心主义也充分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髓，未经审判，任何人不得被认为是罪犯，更不得被迫承受罪犯的待遇。⒄所谓诉前会议，是指检察机关在对刑事案件审查起诉过程中和在决定提起公诉之前，针对证据合法性、全面性等特定事项，召集侦查人员、当事人以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平等地进行交流沟通、解惑释疑，就相关问题的认识、程序适用，以及检察处理达成意见的一种审查起诉机制。

⑵以司法公开倒逼司法公正，对提升我国司法公信力也有积极作用。守住无罪推定原则的底线，最为重要的就是根除有罪推定的思想根源。

尤其对于重大疑难案件而言，就更需要通过庭前会议程序为正式庭审扫除障碍，保证正式庭审可以围绕争点及证据进行有针对性的审理，发挥法官的有效引导作用，以防止庭审拖延、诉讼周期过长、过分耗费有限的司法资源。建立诉前会议制度，一方面可以强化审查起诉在刑事诉讼中的中枢作用。⒃因此，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法官必须不断强化证据意识，不断学习证据规则，不断培养运用证据的能力，从而有效组织控辩双方进行法庭调查并正确运用证据加以裁判。一方面，应当尽快完善我国辩护制度，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切实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

只有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才可定罪，而对于定罪证据不足或不能排除合理疑点的案件，必须坚持疑罪从无，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为此，应当强调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保证控辩双方在庭审中能够平等对抗。那么，发挥庭前会议制度的功能就显得至关重要。从这一点来看，与加强司法的人权保障具有内在的同一性。

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加强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这也是由侦查中心主义向审判中心主义变革的必然要求。同时，控辩双方在质证过程中也再次增加口供证据的不稳定性。

对检察机关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坚持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有效防范、及时纠正冤假错案的机制。二是加强诉讼监督工作，除了需要对法院的行政、民事、刑事诉讼进行全方位的监督以外，还应将诉讼监督的重点放在侦查监督上，着力解决当前侦查监督疲软的难题。

⑶顾永忠：《庭审中心主义之我见》，《人民法院报》2014年5月16日第5版。这样使得当事人、社会公众和媒体可以广泛参与其中，或直接在庭、或旁听、或采访报道，也将充分发挥其对审判过程的监督作用，意味着我国刑事诉讼所规定的一系列体现司法民主性的原则和重要制度在庭审中得以最为集中、充分地体现和贯彻。因此，一是要完善法官、检察官的招录、遴选机制，在严格司法人员选任条件的基础上，健全司法人员遴选的准入制度，面向社会公开选拔高层次法律人才，扩大从执业律师和法学教授等其他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中的遴选范围，从而优化司法官队伍的整体结构。在目前侦查程序缺少必要外部制约的情况下，在侦查阶段容易产生各种违法行为，甚至酿成冤假错案。目前，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大多仍以被告人供述为突破口。审判中心主义意味着整个刑事诉讼的制度和活动都是围绕着审判而建立和开展的。

三是贯彻人民陪审员制度。但是对于这门科学，恐怕我国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对它感觉陌生，包括法学本科生。

三是对法官的裁判文书说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就更应及时提高法官对裁判文书的说理能力。

为此，庭审必须以证据为唯一标准，强化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尤其是庭审，在对案件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同时，也可能变得更为复杂、更为耗时。

逐步改革全案移送制度，在起诉时不向法院移送案件的证据材料，而采用起诉书一本主义或主要证据复印件的做法，可以防止法官在审前通过阅卷对案件未审先定，进一步强化庭审中心主义。近年来，诸如赵作海案、杜培武案、佘祥林案、张氏叔侄案、念斌案等因刑讯逼供导致的冤假错案屡见报端，这些冤假错案不仅有悖于诉讼文明及司法民主，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我国司法系统的公信力，使社会公众产生了司法人权保障缺失的负面印象。一是对法官的庭审驾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控方传统的庭审优势可能被减弱。

一方面，刑事诉讼程序的重心由侦查转向审判，回归审判对案件应有的最终裁判权。⒁叶青：《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上海法治报》2015年5月13日第B06版。

为此，应当坚持检察机关、法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审判权，扼住权力伸向司法的任性之手。推动审判中心主义，实际上是对案卷中心主义的矫正。

【关键词】审判中心主义目前，控强辩弱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审理过程与裁判结果应当真真正正地呈现于庭审之中，而不是走过场或进行一次表演。保证考评机制可以真正调动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也同时起到保证办案质量的作用。二是对法官的诉讼保障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侦查权过于强大，严重侵蚀了检察权及审判权。

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逐步提高，这对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检察机关除了注重证据的证明力之外，还应当更加注重证据的合法性以及证据链条的完整性。

然而，当前庭前会议制度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一方面，刑事诉讼程序的重心由侦查转向审判，回归审判对案件应有的最终裁判权。

对于法院来说，就应当确保控辩双方在庭审中都能充分提出证据、发表意见，尤其要尊重辩方的合法权利，不随意打断或限制辩方发言，这也是正当程序的必然要求。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实现审判中心主义的有效途径，因此，法院必须切实发挥该制度的功能，保障民众可以真正参与审判活动。